默克尔在难民危机那一夜

让时间公布答案

你好啊。刚刚读完了默克尔的回忆录《自由》，读时有特别私人的体验，默克尔2005年当选德国总理，那会儿我大学毕业进入新闻行业才一年，这本书的后半段，几乎是跟着她重温了当年在编辑室的那些headlines，一直走到近在眼前的历史。但这种作为读者的贴近，更来源于她的欧洲视角，以及德国在20世纪历史中扮演的光彩或者不光彩角色。和读英美领导人回忆录不同，他们的书里总有太多难嚼的国内事务。

印象最深的地方还是她的信念感。这可能和她特殊的成长路径有关：出生于东德教会家庭，学理科，较少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；可能和德国统一后混乱但充满希望的1990年代有关，默克尔正是在那时走上从政之路。她相信人应该是理性的、有尊严的、可沟通的，所以她一次又一次等待故意迟到的普京，不被小伎俩分神（她怕狗，普京就送她狗的纪念品），不厌其烦飞来飞去与他沟通（读来简直痛苦），因为她相信只有对话、不断地对话才是解决办法；所以面对难民危机，面对一年内涌入德国的超过100万难民，她要喊出那句Wir schaffen das（我们能做到），并且相信，没有人会轻易离开家乡到德国申请政治庇护，即使他们对家乡的一切都感到绝望。这种信念感在2015年，尤其是2016年以后的世界走得跌跌撞撞，但我又有什么立场用后见之明去加以评判？

读默克尔会让我（非常奇异地）想起何伟（Peter Hessler）。2020年，当时还在川大教书的何伟在纽约客发表了一篇名为《中国如何控制住了疫情》的长文，有人批评他太过乐观，2022年发生的事情或可佐证，可那同样是后见之明。同样，我也更愿意用信念感，来理解何伟，正如理解默克尔一样。当时读完文章后，我在豆瓣写下一小段笔记：

“何伟的文章读完了，技术仍然无懈可击的好，也完全理解不同的人读来会有截然相反的感受——对此，最简单的辩护策略是，他只是一个记者，只负责记录事实，但问题是，你不能假装这么一位记者没有自己的框架，或理解事实的基点。从江城到寻路中国（尤其是工厂一章）再到这篇，不难感觉到何伟对那些乐观的、自足的、总在想办法解决问题的（一句话概括就是没有被宠坏的）普通人的温情，这些没那么容易被击垮的小人物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，更是中国过去四十年起飞的真正推手，事实很可能也是如此，这里的人民韧性如此之强，扼住喉咙的手稍微松一松，他们的创造力就迸发了出来。这是何伟的方法论，或许也是他的世界观。他一次次在这样的框架下进行着出色的、令人信服的非虚构叙事。我的问题只是，我们是否依然可以相信“自下而上”，相信它还能带来足够的活力，相信它甚至能继续保持这个社会的基本健康？换句话说，在这个时间点，过去四十年的基本逻辑是否还有效？我不知道。让时间公布答案吧。

默克尔说，促使她决心写下回忆录的，正是2015年的难民危机。全书有相当篇幅涉及这一话题，我想分享其中的一小部分：她下定决心，宣布欢迎难民进入德国的那一晚（2015年9月4日，这一天她马不停蹄参加了四个活动，最后一个活动是在科隆的基民盟庆典）的情形：

当我结束演讲后，（总理办公室副主任）贝恩哈特．寇许告诉我，奥地利总理韦尔纳．法伊曼希望与我通话。他透过总理府的情势中心试图联络我。贝恩哈特．寇许做得很对，没有在我演讲时打断我，而是安排了晚上八点的电话会议，这样我可以在不引起注意的情况下与法伊曼通话。在通话前，我在平板计算机上看到无数难民自发地从布达佩斯步行前往匈牙利－奥地利边境的画面。我感觉到，决策的时刻已经到来。如果欧洲不愿意看到高速公路上出现死者，就必须采取行动。

在我们的通话中，法伊曼也向我描述了难民正在高速公路上前进的景象，并问我德国和奥地利是否可以分担接收他们的责任。他表示愿意接收一半难民，而另一半由德国接收。法伊曼不愿自行做出决定，责任落在我身上，而我则决心承担这个责任。这是一个人道危机。要做出决定，我必须征询三个人的意见。首先是联邦外长法兰克－瓦尔特．史坦迈尔，他当时正在卢森堡参加欧盟外长会议。我请他迅速征求其部门的法律意见，以确保我能够在这个人道危机中合法地作出允许难民入境的决定。其次，我希望与我执政联盟的两位党主席——社民党主席兼副总理西格玛．加布里耶和基社盟主席兼巴伐利亚邦总理霍斯特．杰霍夫讨论此事。加布里耶没有异议，但我联络不上杰霍夫。不管我透过什么管道，包括总理府主任彼得．阿特迈尔、巴伐利亚邦邦总理办公室主任卡罗琳娜．根尔鲍尔（Karolina Gernbauer）、总理府的情报中心和随员指挥中心，甚至在晚上十点三十三分传了一则简讯请他回电，始终无法联络上他。

晚上九点四十五分，我抵达柏林，直接回到霍恩瓦尔德的家中，并从那里继续后续的通话。史坦迈尔告诉我，部门的法律专家已确认我的决定是合法的。此时，匈牙利总理维克多．奥班已经安排了巴士，准备将难民送往匈奥边境。然而，奥班坚持不允许匈牙利巴士越过国界，难民必须在边境另一侧换乘奥地利的巴士。当晚，所有与奥班的联络都由法伊曼负责。奥班和我都清楚知道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着截然不同的立场。

晚上十点四十五分左右，我决定不再等待与霍斯特．杰霍夫的电话。我的行动不能取决于是否能联络上他。在确保所有法律和组织问题都得到确认后，德国和奥地利于午夜过后不久，在脸书（Facebook）上发布了相同内容的贴文，宣布允许难民进入奥地利和德国。我们选择这种方式，是因为我们认为难民主要透过脸书获得信息。当一切尘埃落定后，我才意识到自己在过去几个小时里处于多么紧绷的状态。瞬间，我感到极度疲惫，随即倒头便睡着了。